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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研究中心二零零三年度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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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宗旨論（摘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 盧國龍教授 |
| 單純從宗教精神的層面來理解，早期甚至全部全真教派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追尋「全真」意義的一段經歷，或者說是「全真」意義在他們的精神世界中宛然呈現出來的過程。金元時期的全真宗師，以感悟「全真」相啟沃，無論詩篇唱和還是詆呵叱責，始終不離其「全真」心印；明清時期的全真道士，以「全真」意蘊相傳授，規之以教誡，證之以心法，全憑祖師心印了生死大事；直到今天，全真道士依然從對於「全真」意義的體驗、感悟中，涵養其宗教精神，印證其祖師遺訓，甚至希望達到與祖師精神同流的境界。
站在儒家的文化立場上解讀「全真」意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大概要首推元好問。
元好問的儒家文化立場是明確的，守護儒家文化的態度也是強烈的。這個文化立場，可以解釋為以仁義禮樂亦即綱常倫理來規範社會生活，維持社會秩序。站在這個立場上審視全真教的文化素質，對照全真教派傳播的聲勢影響及其推行教化的實際作用，元好問有太多的惶惑，太深的憂傷，並因此發表了一些對於全真教徒顯然缺乏敬意的評論。就元好問自身來說，發表評論的真正意義，也許不在於表達某種褒貶之意，而在於凸現出這樣一個問題：相對於儒家而言，在文化上並沒有任何優勢的全真教，何以對金元之際那樣一個喪亂時代的世道人心產生如此巨大的教化作用？全真教對於亂世人心的精神魅力究竟何在？
元好問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的問題，但元好問的解答不一定就是我們的解答。
顯而易見，金元儒者對於全真宗旨的解讀、對於全真教派的述評，互有見仁見智之別。但在他們理解、評價各不相同的背後，還有一層是相同的，即同樣都關注全真教所具有的倫理意義。元好問以其目睹文明玉碎的內心孤憤，對於全真宗旨無意沉潛以思，解讀未盡其高明，但也正由於內心孤憤，使他提出這樣一個至今仍須思索的問題：相對于儒家而言文化上頗嫌樸野譾陋的全真教，在金元喪亂之世何以能發揮如此巨大的誘掖人心的作用？其他儒者的解讀和述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即探尋全真宗旨以理解其所以然之故。
探尋的方式儘管不同，但對於全真宗旨的最終感受卻是大致相同的，即全真教所追尋的「全真」具有倫理意義，它能消彌喪亂時代迷漫於社會生活中的暴戾之氣，對於倫理建構來說，它是「由是而之焉」的「是」，是倫理建構的心理基礎或道德意識基礎。
首先談談生死感悟問題。
修文不能興世，習武又難建其功，無論修文還是習武，都像是學習屠龍術，對於王重陽來說，所有的選擇都不僅失去了意義，而且必然地意味著挫折，意味著對豪情和生命意志的傷害。這種人生道路無從選擇的憤懣和悲苦，不僅讓王重陽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縱酒無行，而且讓王重陽最終「慨然入道」。這樣的「慨然入道」，在感受者王重陽的感受中是「悟真」，而站在觀察者的角度去觀察，其實是做出了超越一切現實選擇的終極選擇。就現實的世俗生活而言，它是對各種可能選擇的徹底放棄；但就「悟真」的覺悟者境界而言，它卻是放棄世俗的無謂選擇從而獲得大全之本，是一種一勞永逸的、不再需要選擇的選擇。
相對而言，判斷全真教徒放棄了一些什麼是很容易的。從最淺顯的一面看，他們離俗出家，放棄了世俗中人很難割捨的財富、家庭等等。從更深的層面來看，他們遊于方外，放棄了世俗社會的身份和地位、權利和責任等等，舉凡世俗的文明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種種文明符號，他們都可以捨棄，所以極而言之，他們捨棄了各種各樣有形可見的文明成就。
如果不能別有所獲，那這種捨棄將是極其痛苦的。然而王重陽並不痛苦，相反，他還從中感受到極大的快樂，即如《悟真歌》的最後兩句所說，「雲水遊兮別有樂，無慮無思無做作。一枕清風宿世因，一輪明月前世約」。這樣的「別有樂」，就是王重陽在捨棄世俗社會的各種選擇之後，所獲得的最大補償，他因此超越了世俗的選擇，同時也超越了放棄世俗選擇的痛苦。
王重陽「別有樂」的真實感受雖然很難全面敘述，但我們至少知道兩點，第一，這種感受是由放棄世俗的各種選擇而獲得的，所以是一種內在的精神快樂；第二，這種快樂是完整的，不同於因擺脫虛榮、財富的束縛等所獲得的某方面的精神滿足。明確這兩點，那麼，我們對於王重陽「別有樂」的理解，也就可以說雖不中亦不遠矣。而「全真」意蘊，就正包含在這樣的「別有樂」之中。
其所樂者，是意識到「真宰」與「我」即一不二，「真宰」既不是「我」之外的某個絕對主宰者、存在者，「我」也不是被「真宰」投放到自然大化中隨意播弄的匆匆過客，相反，「我」即是「真宰」的大化流行，此情此景的「我」固然會在大化中流逝，但流逝的結果不是消亡，而是復歸於「真宰」，「我」也將因此而獲得永恒。真正能在內忘其一身，外忘乎萬物的情景中感受到這一點，在靈魂深處意識到這一點，就會有靈光閃現，像秋夜月圓，光明但不燻灼，寂靜卻能流動，景象似乎朦朧，意境卻極澄澈，自我身心也就得到最安祥的撫慰，因而恬適，愉悅，並且有神聖的歸宿感。
最高精神滿足就只能在某種宗教的感悟中獲得。這種宗教感悟，莊子也有時有之，如說：「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 （註一）所謂「物之所不得遁」，也就是「真宰」，是萬物生生不息的造化之機。遊於「真宰」從而獲得永恒，在莊子看來，這樣的快樂才是無限的。
理解莊子的這些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理解了包含在王重陽問題中的思想。作為其思想的進一步展現或者問題的答案，可以引用王重陽在一副自畫像上的題詞為證。其詞曰：「來自何方，去由何路？一腳不移，回頭即悟。」（註二）既然「一腳不移」，那麼來和去的過程就都只是幻象。擺脫由幻象所造成的迷茫，感悟那個未生時已然如此，既生後也還如此的本來之「我」，那麼「我」也就超越了有限的形軀、有限的境遇、有限的情感、有限的過程等等，在復歸於本來的意義上獲得無限和永恒。這樣的獲得，就是全真教徒在捨棄各種世俗選擇、打破生死關隘之後，精神上感到「別有樂」的緣由，同時也是感悟「全真」意蘊的基本內涵。
其次談談生命意識自覺問題。
尹志平說過這樣一段話：
最後談談從「我」中走出來，究竟要走向何方或走到何處的問題。
研究全真教的歷史可以發現，它對現實社會道德倫理的關注，是從道德憂患開始的。相傳在王重陽到山東半島正式創立全真教之前，曾得異人傳授秘語五篇，其中的第一篇開頭便說：「驀臨秦地，泛遊長安，或貨丹於市邑，或隱跡于山林，因循數載，觀見滿目蒼生，儘是凶頑下鬼。今逢吾弟子，何不頓拋俗海，猛悟浮囂，……千朝功滿，名掛仙都。」 （註四）那位傳授秘語的異人，後來被解釋為神仙呂洞賓。這是有關全真教創教源流的故事，不管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它都清楚地表明瞭一點，即全真教的創立，與王重陽本人對於現實社會的道德憂患，有著極大的關係，不管這樣的道德憂患究竟是王重陽自發的還是受到過啟發的，它都是王重陽內心的一個情結。離亂時代的道德淪喪，生活在道德淪喪的時代裏所感受到的身心疲憊，是促使王重陽尋求宗教超越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顧全真教在金元之際興起的歷史軌跡，分析全真教從放棄世俗選擇到喚醒「全真」意識的心路歷程，我們也許應當為儒道文化所具有的強健生命力感歎，不至像元好問那樣悲觀、憤懣。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十二、十三世紀，大半個歐亞大陸都陷溺於劇烈的動蕩和不安。隨著中國漠北遊牧民族的崛起，整個歐亞大陸似乎都在鐵蹄下顫抖。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並未因其取得過輝煌的文明成就，建立過良好的文明秩序而獲倖免，相反，由於器物文明的誘惑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遭遇到最強烈，也最直接的衝擊。由北宋而金元，黨項、契丹之鏑鳴，餘音猶在；女真、蒙古之鐵蹄，又紛踏而至。不僅大唐的繁華景象已經蕩然無存，汴宋的文明秩序也逐漸被漠北烽煙所湮滅。這時候興起的全真教，所必須面對的蒙古征服者，還停留在「只知天大，不知道之大」（註五）的文明階段。「只知天大」是信奉神靈之天，還未由神靈之天昇華到包含自然主義的理性和人文理性在內的「道」。這樣的昇華，春秋戰國時期本來已經完成了，但在千數百年後，卻又再次成為建構文明秩序的焦點問題。站在文明發展的立場上來感受那個時代，就未免會生發出元好問那樣的憤懣，「神州陸沉」，「人與物胥而為一」。但全真教從憤懣的情結中走了出來，它以復歸於「全真」意識的人性感悟，洗滌掉喪亂時代的汙濁觀念，為文明秩序的重建尋找到思想基礎，同時也以此引導由神靈之天向理性之道的再次昇華，從而使」人與物胥而為一」的憂患終未變成事實，使中華文明的命脈絕而復續。這樣一段社會苦難和精神拯救的歷史，不正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強健生命力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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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均見《莊子·大宗師》。 註二：元趙道一《曆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道藏》第4冊415頁。 註三：《真仙直指語錄卷下·清和尹真人語》，《道藏》第32冊444頁。 註五：移剌楚才撰《玄風慶會錄》所引丘處機謂成吉思汗語，《道藏》第3冊39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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